1936年，斯裔匈籍建筑师邬达克为颜料商人吴同文设计了一座完美的“梦之屋”，位于今铜仁路和北京西路转角处。这座现代风格的别墅被称为“绿房子”，是当年的“远东第一豪宅”。
1936年，斯裔匈籍建筑师邬达克为颜料商人吴同文设计了一座完美的“梦之屋”，位于今铜仁路和北京西路转角处。这座现代风格的别墅被称为“绿房子”，是当年的“远东第一豪宅”。
对邬达克来说，“绿房子”是继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之后的最后一件代表作，同时也是一根“救命稻草”。这个项目让他的事务所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末一段艰难的时光。
“绿房子”得名于建筑外立面和围墙上所用的绿色釉面砖。做军绿色颜料起家的吴同文视绿色为自己的幸运色，因此要求住宅通体设计为绿色。邬达克在向工部局申请的文件上，就把这个项目称为“绿房子”。
打造“远东第一豪宅”不仅靠优秀的建筑师，也需要兼具品位和财力的业主，而吴同文正是这样的业主。
1927年，吴同文娶了来自苏州的颜料大亨——贝润生的小女儿贝娟琳为妻，嫁妆是一块3.33亩的土地。贝润生送了一份真正的厚礼，这块土地不仅位于黄金地段，周边两条相交的马路——哈同路（今铜仁路）和爱文义路（今北京西路）还暗含了女婿的名字——“同文”，门牌号码是“哈同路333号”。
到1935年时，30岁还不到的吴同文过着优裕的生活。他又娶了姨太太，两房太太都育有子女，想建造一个新家。
对于邬达克来说，这个项目难度不小。3.33亩的基地对于别墅不算大，又贴着道路。吴同文的要求也很高，希望两房太太互不干扰，一大家人在此舒适生活。而吴家人的生活方式中西合璧，老母亲需要一个中式佛堂，吴同文则喜欢打弹子、喝咖啡和跳舞，经常在家中举办西式派对。
1934年12月1日“远东第一高楼”国际饭店开业时，设计饭店的邬达克刚刚迎来职业生涯的巅峰，接到一个个摩天大楼的项目。但很快1935年“银元危机”就爆发了，白银流向海外，上海经济下滑，建造活动几乎停滞。邬达克的事务所很快从门庭若市变得门可罗雀。
不过，幸运的是，“绿房子”这个项目让邬达克继续经营缩小规模的事务所。因此，他投入了全部心力。设计图纸显示，邬达克反复做了几轮修改，不断精益求精地优化设计，打磨出“绿房子”这件经典之作。
《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》作者、同济大学华霞虹教授认为，邬达克当时的情况很像美国建筑师赖特（Frank Lloyd Wright）。1934年到1937年间，赖特在美国宾州西南部为富商考夫曼（Edgar Kaufmann）设计了载入建筑史册的名宅流水别墅（Falling Water House）——一座悬挑于瀑布上的现代主义建筑。
这两座单体别墅建造时间接近，都为富商设计，两位建筑师当时都陷入了困境——邬达克很久没有像样的委托项目，而赖特也遭遇职业瓶颈，官司缠身，年纪也大了，他的能力遭到怀疑。
“两位建筑师在困境时拼搏一下，让世界对他们刮目相看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大多数人喜欢传统风格的住宅，要把住宅设计得非常摩登，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。业主要有很前卫的观念，还要有机缘巧合。”华教授说。
邬达克为吴同文设计一个极其摩登现代、设施先进的新家。他对吴同文说，这个房子50年或100年都不会过时。
住宅高达四层，这在上海近代花园住宅中十分罕见。建筑不仅精确地嵌入所在基地，邬达克还根据一家人的生活、工作、社交的需要，对空间做了精妙设计，仿佛“量体裁衣”。
他根据功能将建筑分为两部分：将别墅朝马路的北立面设计得封闭高耸，避免马路的尘嚣，主要是中式客厅和仆人房等，面向花园的南立面则明亮而开放，设计有酒吧、台球室和餐厅等西式社交空间。每层都有弧形大露台，在都市里也能亲近自然的气息。三楼和四楼分别是太太和姨太太及其各自子女的卧室，分层居住，互不干扰。
邬达克还设计了一个贯通的圆柱形阳光房，可以在室内享受阳光美景。从街道上眺望“绿房子”，圆柱形阳光房也成为了街区的亮点，是很特别的建筑设计手法。
“绿房子”的设计还体现了现代主义“有机建筑”的理念，有自由的平面和流动的空间，与传统的封闭式古典主义豪宅有很大差异。
走进“绿房子”就能感到空间十分流畅，可以从一个空间很自然地走到另外一个空间，楼层之间也有弧形阳台巧妙连接，整个空间的动线设计是流动的。
此外，邬达克还把底层车道架空，让车道从一楼中间穿过建筑，这样做有两个好处：保留整块花园不被车道打扰，因为在建筑的一层车道可以挡风遮雨，上下车很舒适。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(Le Corbusier)在其名作萨伏伊别墅（The Villa Savoye）就有类似的设计。
别墅的室内装饰精美。“绿房子”虽然不大，走进去却像个精巧的迷宫。这么多的弧线、转门、楼梯和墙面处理，过渡都很流畅，空间使用合理，处处都有精致细节。一楼舞厅配有弹簧地板，有多个浴室和制冷供暖系统，还有一台荷叶状的电梯，这是上海首个在私宅中安装的电梯。
1959年，建筑师章明在参与写作《上海近代建筑史稿》时考察过“绿房子”，她记忆犹新，当时吴家仍住在“绿房子”里。
“佛堂、小电梯和楼梯非常精致，弧形窗户美好。墙上的所有意大利洞石都经过精心挑选，具有清晰而不间断的曲线图案，非常漂亮。”这位曾修缮邬达克作品大光明电影院和慕尔堂的建筑师回忆道。
1939年4月，匈牙利建筑杂志《空间与形式》（Teres Forma）指出：“这栋房子显然是远东和欧美生活方式一个奇异的混合体。它包含中国生活方式所需的一切，从祠堂到几个家庭套房，当然，除此之外，它还包含一个酒吧，可以在此开办鸡尾酒会。”
1948年，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钱绍昌17岁，应同学邀请经常参加“绿房子”周末的跳舞晚会。
钱绍昌回忆道：“‘绿房子’有一个华丽的圆形舞厅，上面铺着弹跳的地板。聚会大约有10个人，包括吴家人。我不知道如何跳舞，但吴同文的姨太太非常好，她是最好的舞者，总是一步一步地教我，直到我掌握了Waltz、Blues和Rumba。之后，我终于有勇气邀请吴家的女儿们跳舞！”
“绿房子”落成后，被1940年8月的《国际建筑》等杂志报道，《中国月刊》（China Monthly）的一辑将之描述为“远东地区最现代、最奢华的住宅”。
华教授评论说：“‘绿房子’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东西方生活方式高度融合，被完全隐藏在现代外观的背后，成为无与伦比的统一体。邬达克显然对上海的社交生活有深刻的了解，并很好地控制了建筑风格。这个建筑也反映了上海的地域性，寸土寸金的城市，如何用好高密度城市里的这块地，很有意义，经济而有效。”
而1939年的匈牙利杂志《空间与形式》也透彻地对其进行了解释。“今天的东方人有多么渴望西方的生活方式，但同时也坚持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。他们不能要么全旧，要么全新， 新旧都有其价值所在。因此， 一种独特的中西融合得以形成……那些对今日之中国哪怕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会认为，这幢了不起的家庭住宅是对这个遥远国度的人们高度精确的表现。”
上海报业集团上海日报社城市和建筑历史专栏作家、主任记者、Qiao Shanghai融媒工作室总策划、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委会副秘书长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传播硕士专业特聘业界导师、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际新闻硕士专业业界导师、英文《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》编委、上海市侨联青年总会常务理事、上海市建筑科普文化标兵。
